王俊文（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学会的各位理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前几年我们的新春形势分析会都是在春节前举办，今年因为特殊的变化，改在春节后举行。虽然是春节后，我们感到在座的各位对学会一如既往的热情支持，我代表学会向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各位专家在这次形势分析中，都将会提到特朗普及他个人有关的形势判断。我认为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推行的内外政策都将会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形势面临复杂变化，2017年全球治理体制将在一系列不确定中过渡，不稳定性升高，变数增多，风险加大。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此背景下，2017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着形势将更加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将会增加我国外贸出口的短期困难。
回顾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等黑天鹅事件，令外界认识到世界经济走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7年这些事件的溢出效应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影响，而且我们仍然不能排除新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我们判断世界经济在主旋律中仍然会面临进一步释放出的威胁，包括美联储加息、汇率变化、特朗普执政、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还有欧洲的经济重构、经济体的贸易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难民危机、地域冲突等，这些都将会改变全球走向的认识预期和判断。这也正是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
沈丹阳（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做交流。从全球角度看，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大变局，有一种说法是500年未见一次大变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话，叫做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这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会上的说法，百年不遇，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我今天想很简单的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政经变局是什么？二是变局对我们今年的对外贸易投资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全球正在迎来政治经济三大变局
第一个变局：全球政治变局。2016年已经在历史上会留下浓重笔墨的一年，很多我们觉得不会发生的事都发生了，原来觉得该发生的没有发生。接下来今年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所谓不确定性的事情，比如奥地利、荷兰、法国的大选有可能右转，西班牙等国独立意愿会抬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接受全美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考虑对已经将生产迁到墨西哥的美国公司加收税率10-15%，对中国也说了很多话，他还说WTO是一场灾难，届时我们将重新谈判或者退出，这是他的原话。这种明显的民粹保护主义，美国利益优先这种极端主张，已起全球震惊，所以真的是加速全球经济进入不确定的时代。
现在看来，去年以来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其实不是孤立，不是偶然，更不是短暂的，它是地区政治安全风险放大、欧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经济停滞不前、是政治出现大变局必然的反应。有人这么分析，这是世界历史大转折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困境集中的反弹，并且在全球持续产生示范效应。这个全球政治大变局如果再往下分析有一些什么特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一是全球政治出现新的常态，民粹主义冲击将会持续演进。不是一下两下，会持续，主要南北之间，贫富之间差距持续拉大，贫富分化太厉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成为了无法否认的现象，229个大都市中已经有203个出现了中产阶级占总成年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像纽约、洛杉矶、波士顿这些中产阶级在总人口比已经不到一半了，他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二是旧体制短期内不会改变。西方资本精英统治的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改变，特朗普是草根当选，但是政策是精英治理，他改革不了，所以禁穆令被打脸，因为旧的体制短期内根本不会改变。三是各国政府对民粹主义会更加纠结。哪个国家对民粹主义因势利导，哪个国家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优势；哪个国家在民粹主义因循守旧，就可能被市场冲垮。两面性大家都明白，但是知易行难，做起来不容易。民粹主义历来都不那么好玩，特朗普标榜是被遗忘的劳动人民代言人，依靠白人工薪阶层的力量，但是毕竟现在他的团队是富人俱乐部，他的内阁成员的身家多少钱？350亿美元，那么这个跟他代言的群体是两回事，他们很难合拍。
第二个变局：全球化变局。两年前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全世界已经进入去全球化周期，贸易增长将显著放缓，跨国投资急剧减少，影响将持续数十年。这种说法曾经有不少人很不以为然，现在很多人做分析，部分证实说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全球已经进入了去全球化周期，一般认为90年代以来的驱动全球化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技术因素。现在经济学有人分析这是效应的边际衰减，越来越不是那么管用，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
当然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局，并不是说经济全球化一定会停止，或者逆转。发展方向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据我个人了解，总体上也不算对全球化太悲观。有三个层面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首先是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参加过很多国际谈判，G20开会，一些全球WTO都有人出来反对，但是反对声音还蛮强的。不管你如何，反全球化，它用反面的方式促进了国际治理，推动了全球化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技术基础，逆势力借机作大，但尚未扭转各个国家机制推展国际贸易的主流。他们不是从全球体系中退出，包括特朗普真要退出WTO吗？我看不可能，他说做好准备，讹你一把有可能。但更多的是想要其经贸博弈的最大化。
三制成全球化的规则正在改变，新规则正在探索。大家没太注意到去年11月加拿大和欧盟正式签署了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这个谈判历时7年，最终打造了世贸协定的新标杆。说明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国家仍然坚持开放的移民政策，开放的外资政策和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西方自由贸易的新棋手，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欧盟这些规则，推动下一轮全球化规则出现新的变化。
因此对于去全球化我们要辩证，两面来看。不要看成洪水猛兽，也不要觉得非常好。这是第二个变局。
第三个变局：世界经济变局。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是3.1%，这是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增速，今年预判普遍谨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他们历来很谨慎。每年年初都说不错，各个国家政府、总理和经济部长出来都说好的，但到年中开始往下调，经济增长非常快的时候，他们说谨慎。今年他们也很谨慎，实际上今年总体上有很多看法还认为是很不确定的。
联合国贸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预测全球对外投资估计会下降10%-15%，全球贸易量增长1.7%，那贸易额肯定下降了，所以国内外很多专家分析，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风险，今年可能是世界经济增长低于危机前30年均值的第6年，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危机前30年的平均值，今年会是第6年。
世界经济的形势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主要经济体面临政治掣肘，动力缺失，发展失衡的困境，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现在是低利率低和低通胀交织，美元升值与非美元货币贬值交织，高债务和高杠杆交织，所以现在货币政策很难拿。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市场环境摇摆不定，有三个摇摆：一是政策摇摆；二是资本摇摆，国际资本在发达国家和欧盟国家折动；三是信心摇摆，现在大家信息不足。第三个特点，是全球经贸竞争针锋相对，大国关系中分歧和冲突的依恋更显突出，国家摩擦进一步很可能升级。
总体上看，我认为三大变局是对我国贸易投资环境的影响会趋严和趋险，但也不是没有可利用的机会。
我们在座很多企业的代表，我们不止要研究今年的事，大变局不是今年变一下明年不变了，这是个趋势。我们研究中长期稍微远一点，我有几个题目是可以研究的。
第一是科技发展改变未来的商业环境，会带来哪些弯道超车的机遇？因为不论世界怎么变，大变局怎么变，科技创新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各国正在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势头其实一点也没有停止，相反都想借助科技创新找到…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能不能乱中取胜，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题目是在逆全球化趋势和美国第一的挑战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中国的倚重和合作诉求是明显上升的，我们中国举全球化的旗子举得高高的，这会给我们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提供哪些机遇？空间在哪里？是需要研究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大变局下，全球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国家提出财政扩张政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搞基建投资，这不是咱们的强项吗？咱们这方面有什么机会？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个就是在美西方国家的感召力下降的大背景下，咱们弘扬一下中国模式的机遇是不是也来了？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我觉得这也是个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的。
林桂军（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
我讲一下关于贸易的问题，最近我们受商务部的委托，到美国去与有关机构的专家交流、包括美国特朗普的政策，我把有些观点结合在一起讲一下。
特朗普的基本对华政策，就是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这是他们讲过一个例子，说过去我们瞄准的是恐怖分子，打来打去发现只花钱不提升技术，因为一般的武器打他们足够，花钱都是买武器买弹药，当时F22出来的时候，说中国跟我们差20年。但是20年我们没有新的开发，今天看中国的FG20跟我们的一模一样。所以特朗普知道技术提升多么重要，所以他把技术王高抬了。然后国内政策为主导，科技领先，以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核心，还是继续维护霸权，但怎么维护可能会变，比如日本出钱，沙特难民营我支持你，少出钱的方式。经贸和政治层面追求更加符合现实的地缘战略目标。不现实的他不会去做。继续阻止中国崛起。中国为竞争者，中美之间就是零和游戏。
下面讲一下经贸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主要是三个不平衡问题，一是贸易不平衡，我们的顺差太大；二是企业投资待遇不平衡，我们5号文件已经允许外资适用中国制造2025，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三是产业政策不平衡，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大飞机，政府投了一笔钱造出一个产品，然后竞争。
今天我主要谈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二三十年一直存在，这几年越变越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341亿，墨西哥比我们小多了，墨西哥是-579亿，所以美国要整的话应先整中国，后整墨西哥，但现在从墨西哥下手了。
特朗普指责我们不公平贸易，但教科书是认可的，政府补贴、倾销，然后你来扩大贸易。
指责我们中国的出口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没有太大的萎缩，就是就业下降了。就业下降跟我们专家讲的数据不太一样，美国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了，自动化水平提高了，不是来自于对外贸易，美国的制造业就业90%以上是来自于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他希望用汇率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的问题，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汇率不能解决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守住的。
另外特朗普提出要公平贸易，实际上我们学国际贸易没学过公平贸易，就觉得贸易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差异。你的劳工标准和我的劳工标准，你的工资和我的工资一样，那没有贸易。贸易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自然资源的差异，来自于规模经济、来自于需求偏好，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特朗普可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可能增加WTO救济措施诉讼数量，特朗普对逆差比较看重，对如何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不感兴趣，对于中国到美国投资半感兴趣半不感兴趣，今天不讲原因是什么，他关心的是逆差，这是最重要的。他想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强制让中国执行某项政策措施，否则给予制裁，禁止国企收购。
我们从94年5月份开始出现的顺差，到现在解决不了。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是顺差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二是稳定汇率导致通货膨胀，出口下降；三是冲销抑制通货膨胀又造成宏观经济失衡，持续过剩；四是放宽资金流出，效率低；五是出口的成本超过进口的利益，出口丧失动力；等待。
这次我们去美国以后，大家都觉得中美贸易战不应该打，打完之后肯定是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见的人基本都不主张打，但是特朗普也许不打不行，他为了面子要跟中国忽悠一下，但肯定不会打让他疼的地方。
我们这边有些人也比较好斗，说什么非要为中国人争气，我们的资本少，有多少东西跟别人打？所以美国朋友说不要认为你们能够赢得和美国的一场贸易战，不要把你当成美国的敌人，记住美元是世界货币，双方都要谨慎，为了全球共治。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我们现在讨价还价的砝码太小。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我觉得我们要扩大从美国进口，如果多买2千亿他听我们的，就每年增加2千亿美元的进口，还买美国的食品，买美国的服务，还是有很大潜力的。
第二是，我们要想好在人民币汇率上讨价的空间有多大，要加快金融体制和进口体制改革。
第三，一般措施不必回应，国际贸易中讲有三个报复的方法，第一步暂不回应；第二步让你别再继续干，把你吓住；第三步就是别人采取的措施我必须，我争锋相对。觉得我们的措施还是一般情况下不必回应，即使回应也要遏制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何伟文(中美欧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当前，西方智库和媒体的主要看法，一种是认为全球化大潮将会逆转；还有一种是认为反全球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从贸易、移民、资本流动、放宽管制、及全球化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五方面提出了如何拯救全球化。
如果说2016年出现很多黑天鹅，2017年会不会出现更多？那就变成黑天鹅湖了。现在特朗普已经向全球化发起全面挑战，还有更最重要的是法国4-5月份大选，勒庞如上台，法国退欧，对欧盟来说那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首先说一个观点，全球化经济规律无可改变。因为上层建筑是无法推动经济基础的，我们所有的政治纲领，政策体系，包括特朗普的一套主张，包括欧洲的很多说法，这些都是上层建筑，并不是经济基础。全球化是经济基础，是全球化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要的观点是，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把这些问题抛开，看全球化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建立了世界市场，便使一切生产和销售都国际化了。我们知道，正是地理大发现带动了跨国分工、贸易投资。历史大发现使跨国专业化分工取得成功。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英国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跨国分工、贸易投资，还使跨国专业化分工取得成功。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德国为代表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是跨国投资贸易发展的结果。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国际贸易空前发展，英国首先放弃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废除了《谷物法》；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国际分工的格局在两次工业革命后已初具雏形。
上世纪的信息革命进一步带来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信息革命首先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和数量增长，后者成为现代经济中跨国贸易与投资的引擎。在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形成，跨国的分工、跨国贸易的投资形成常态。
我们看看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来是不是变化了，跨境的直接投资有下降，最后跨境直接投资流入的存量占当年的GDP比重，这不可比，但可以参照。2000年当时是跨境直接投资的总存量占当年GDP22.5%，2010年上升了30%，2015年上升了34%，跨境投资的作用仍然在发生，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销售和雇员比重保持稳定。
这个排名是海外资产金额排的，最大是皇家壳牌，丰田、通用电气等等，他们都在60%以上，有的在50%，海外资产的比重除了极个别全是增加的，他们的跨国比例还在发展。
上层建筑，历史证明贸易体制和政策，最终只能服从全球化经济规律。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最伟大的胜利。“全部论述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止了经济基础发展。1929-1933年大箫条又演出了上层建筑阻碍全球化更经典的一幕。1932年，美国关税大大提高，平均关税到53.2%，英法加拿大迅速报复，也大幅度提高来自美国的进口关税，大幅度提高关税1水带来的好处没有，大萧条期间美国出口下降66%，进口下降66，GDP下降了50%，失业率达到30%，世界贸易下降了66%。
二战即将结束前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关贸总协定，在漫长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贸易法规，贸易政策和贸易体制，不管上层建筑发生什么变化，最终必须服从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错误的法规，政策体制只能暂时阻碍全球化发展，最终却必须服从全球化。
特朗普逆全球化是系统性错误。应该说美国是WTO、北美自贸协定和中美贸易的受益者。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以来占了大便宜，、墨西哥、加拿大占便宜，美国吃亏。从2002年-2015年美国对全球商品出口和进口的比较，从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的出口来自后者进口的比较，全部都是美国的增长速度更快，不能说他是输家。
2009-2015年美国对签署自贸协定的20个国家出口累计增长52%，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累计增长34%，所以自贸协定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出口利益和更多的就业。
简单举例子，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来讲，美方逆差唯一大幅度减少的是2009年，这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结果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制造业产值反而减少了。2009年，对华贸易逆差也是减少的，对华贸易逆差连年增加，但是制造业就业率大幅度减少。不仅对中国，对全球也是这样。
用贸易平衡阀推断失业增减的方法非常可笑，现在是出口创造就业，顺差是创造就业，逆差表明就业减少，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例如，美国航天航空工业是顺差大户，就是这个大幅度的顺差，2013-2015年顺差增加了17.3%，但就业减少了2.2%，原因就是生产率提高了。美国航空行业的出口顺差增长，就业减少了，也就是说是因为生产技术的提高，进口创造大量就业。在美国参议院曾启动表彰状，表彰中远对于创造美国就业的贡献，而中远主要运输从中国的进口。
小农经济工作者特朗能改变全球化分工吗？他不许制造业出去，必须回来，下一代创新和生产会发生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波音787的经验是反过来，恰恰是走出去，所以它的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制造业回流它能打破全球价值链吗？美国必将回归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因为经济规律不可阻挡，但会付出时间和经济的代价。
我认为英国脱欧不是逆全球化，英国脱欧并不是因为反对世界贸易，相反梅首相很清楚，一是难民，二是相关体制约束了英国的利益。欧盟不是全球化的标准，是一体化的经济形式。
欧盟有三个弊端疏忽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就是稳定增长公约，财政必须稳定，赤字率不得超过3%，英国不能接受。二是28个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贸易政策，没有权利对外签订贸易协定，这是极大的官僚机构，必须一致通过才能协定。英国脱欧以后，英国海外投资存量都大致相当于GDP60%。所以他的市场在全球，不能拿欧盟做标准。第三个弊端是过多的经济条件差异极大的17个成员国共同使用欧元，所以为了维持欧元稳定，不得不强行实施上述3%的规定。但是限制移民和法国优先。
在7月份德国峰会，德国现在的智库峰会，里面设计的就是要坚定的维持全球化，在这次德国峰会上。欧盟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我们跟欧盟携手推动全球化。
上层建筑扭转不了经济基础和政策，根本问题不是全球化，而是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的激化；逆全球化思潮的政策不能简单看成个人现象，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一是就业相对减少，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减少，同时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和下降。这难道是全球化造成的吗？
事实上，美国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最富的1%拥有全国43%的收入，最富0.1%人口拥有全国22%的收入，2013年美国基尼指数达到41.0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90代中期以来，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呈“象型下降”。特朗普把这些归结为国际贸易，归结为全球化，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全球化，而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
就业问题是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结果。他需要有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需要就业，一是他扩张的时候需要，二是就业减少是因为资本本身必然带来的。1950年-1976年全球劳动力总供给增加60%，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30%。所以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就业率减少80%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是国际贸易。也就是说贫富差距扩大也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斯指出劳动的需要…和总资本会相对减少。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
赵忠秀（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
今天应该说我们分析会非常聚焦，各位演讲的嘉宾发言都非常深刻，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不确定性，二是逆全球化，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分配关系不协调，导致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像所谓就业流失，中产阶级比例下降，产业工人收入水平下降等等。但是，特朗普开出的药方，打错了靶子，到底是贸易导致的扭曲，还是技术进步扭曲，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老问题。工业革命就有工人捣毁机器，现在怎么适应它，这不是习主席在达沃斯会议上讲的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就好了，所以要勇敢面对全球化。
现在确实是面临一个大的变局，放在历史长河里看，这个变局会反复出现，人类文明一直在进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下一步来讲我们还是要有准备，我们要有定力，沈部长在最后的讲话中讲到政策定力，要坚持几条原则。具体来讲，丁一凡所长对于现在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从几个方面讲了，应该说非常深刻。他从不确定性对经贸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像美元外流，跨境贸易的投资缓慢下降，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反而成为了一种稳定的力量，成为了一个矛，并且这样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那怎么样能够使中国这样的稳定力量更加显现，要做很多进一步确定和稳定的工作，包括货币要稳，行政干预要减少，要促进技术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还有兴起的跨境点上对冲可能的风险。
沈丹阳主任提到了在大变局下我们对中国经贸的影响，也分析了我们的前景，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我们出口的影响，我注意到可能我们会呈现一个量增质稳的情况，进口是量稳质优，我们看到背后结构改善的因素。还有对整个的外资来讲，是呈现量增质优的一种走向。对走出去来讲，在过去两年的大规模增长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巩固的阶段，但会呈现质稳的现象。中长期我们要面对一个课题，就是科技发展世界对于中国的移动诉求增加。我们不能过早的说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引领者，但中国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像沈部长讲到的，我们要做全球化的坚定的支持者。林桂军校长很深刻的分析了美国的变化，他的认识的根源，思想的根源，可能还包括这样的一种种族的根源，而这种经济、社会、文化是人种影响，其实都在显现。这里面对中美的经贸关系的走向其实影响是巨大的。那么特朗普开启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要回应美国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关切，他能不能成功有效的逆转还有待观察，但毕竟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中国来讲要积极地应对。当然我们还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在特朗普靴子怎么扔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被动等待。所以我想我们商务部、包括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是有高度的应对有策，从特朗普商人以来，我们方方面面的应对还是非常高明的。没有被乱象、假象迷惑，没有仓促出牌，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体现了我们的领导的领导力。还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在这方面体现得非常清楚。
对于形势，孙永福司长对中欧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总体的判断是中欧的合作基础是非常稳固的，在现在的格局变化下，中欧的合作还是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虽然，欧洲自身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像法国大选，意大利的影响，德国大选，对于布莱恩走势会有影响，当然还有脱欧，对于欧盟本身是个挑战，对中国也是个挑战，但在这里面我理解应了那句老话，就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在这里面还是机遇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在2017年我们应该是能够积极地应对，从这方面来讲中欧加强合作对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积极地影响。
今天我们会分析的非常到位，给出来的政策主张和政策建议也非常具体，这是我们作为学会的新年伊始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会整理一下商务部向中央提出建议。学会在部党组的领导下，尤其是通过两学一做我们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进一步发挥学会的功能方面，应该说在不断进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