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夫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让家中闲置的资源流动起来，让创业者的成本沉降下来，让富余的产能高效利用起来，让绿色经济理念铺展与发散开来……，互联网背景烘托下的分享经济正向四面八方辐射变革求新的强大力量。透过面前的一幕幕崭新图景，人们显著地发现自身的价值得以放大，旧有的生产关系得以更新，传统的商业路径得以重塑，整个经济模式得以重置与再造。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
“分享经济”也叫“协同消费”，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或者是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所交易的资源是建立在过剩闲置或者碎片化状态基础之上的，并且所有者愿意将其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其次，参与交易的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资源所有人向使用人出让使用权，获取必要的经济报偿；而资源使用者通过暂时购买资源使用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价值。第三，必须有第三方共享平台，平台构建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商业机构或者政府。绝大多数平台并不拥有和直接提供过剩资源服务，它们只是一个供交易双方发现供求信号并产生交易链接和撮合交易完成的场所。最后是按需分配，即存在需求，特别是许多无法满足的长尾需求，否则资源就无法分享出去。
分享经济是建立在资源过剩闲置基础之上的，显然，资源匮乏和短缺状态之下无法形成分享经济，同时分享经济也完全不同于共有经济，因为共有经济之下的一切资源都是公有的，人们既共同拥有所有权，也共同行使资源使用权。而且这种经济状态之下极易发生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而分享经济之下资源所有权界限非常清晰，既有所有权人，而且所有者还能及时行使对使用权的监督权，从而保证资源不被损害和侵蚀。另外，分享经济也不同于租赁经济，后者出租的对象只是有形资产，并以分享经济状态中所没有的契约形式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租赁经济不存在第三方平台，而是由交易双方直接撮合完成。
是互联网的出现才得以让分享经济铿锵着地。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0亿人，而总的网站数量也即将逼近10亿个，特别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在过去不到七年的时间翻番达到36%的水平，预计到2017年达到54%。互联网资源的放量增加不仅为分享经济聚拢了丰厚的人气，而且也使分享经济所需要的平台构建获得了基础性支撑。非常关键的力量还在于，互联网在克服了先前市场交易参与者信息不对称状态，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还赋予的第三方平台强大的技术功能，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能量的支撑，第三方平台不仅可以快捷地完成信息发现与展示，而且快速地推动供求交易的匹配。
极其重要的是，借助于互联网，人们得以重塑信任关系，并使资源分享成为可能。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人们不仅以信任为通行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社交网络，同时也在社交网络中彼此识别和强化信任关联。比如在淘宝购物，购买者不会盲目相信广告页面信息，而更倾向于相信之前“陌生人”对物品给出的评价；上饿了么点外卖，选的是一家很多“陌生人”都给出较高评价的饭馆；要不要看某一部影视剧，依据的是“陌生人”打出的分数。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促使网络世界中的的“陌生人”变得可以触摸和互信起来，从而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最淳朴的交易基础。另外，作为一种技术保证，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也日趋成熟和完善起来，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从而为分享经济构筑出了一道“护城河”。
市场的倒逼之力
客观地判断，仅有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因子的叠创并不能形成分享经济落地的全部推力，真正加速分享经济成型与成长的现实动能则来源于经济层面的诸多瓶颈并由此产生的倒逼之力。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传统商业模式的成本困境以及经济危机的刺激。
扫描全球，从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到以铜、铝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普遍在过去七年中经历一个放量开采与提炼的过程，而且由于需求的萎缩，同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了逐年下挫的趋势；受到低廉原材料的刺激，全球制造业也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轨道，制成品的供给过剩成为了绝大多数行业的普遍景象。反映在商品现货市场，消费品的买方市场特征异常显著。虽然像家电之类的耐用品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以及诸如汽车房产之类的奢侈品都已成为不少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使用的空间与时间并不饱满，由此形成了不少资源的闲置。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一年中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累计生产客用近9000万辆，同比增长3.1%，但对比全球客车的年产量和在用车数量，平均约使用率只有50%。过剩的产能与闲置的资源为分享经济无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产品供给池”。
传统商业模式由于企业组织臃肿以及沟通与协调障碍所遭遇的低效协同和代理、交易成本增升困局为分享经济大展拳脚创设了用武之地。从全产业链观察，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消费品从最初的上游原材料为起点，便开始了商品价值增值与成本损耗增加的过程，排除供应商之间交易环节造成的各种耗费，仅生产制造商就要面对采购进货、仓储、研发、财务及行政管理、销售及渠道维护等各个环节形成的高额成本及各种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与损耗。高升的成本直接挤压了各行业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传统行业寻求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突破。可以说，分享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企业在自身现有困局的倒逼之下尝鲜的结果。
金融危机引爆成为了分享经济的直接推力。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数据，危机期间该国失业人口中的45%是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且这一被称为“千禧一代” （1982年-2002年出生）的人群就业率为过去40年中之最低，他们遭遇了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缓慢的经济复苏，若以事业开始后的近20 年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比正常情况下的人少10%，总计要损失大约10 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月损失490 美元。为了使自己的收入不因危机而大幅减少或者失去保障，美国年轻人开始审视自己身边太多闲置的物品，接着并通过出租自己家里房间或者汽车共他人使用，以此贴补家用。这种全新的消费苗头为市场嗅觉灵敏者所发现与捕捉，相应的技术服务平台也随后推出，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开始向年轻人之外的都市居民辐射和蔓延。
还须承认的是，正是对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的反思，许多基本价值观在全球出现趋向一致的趋势，如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环保意识，友善热情帮助他人的福报心理，讲究体验至上和追求多元化需求的新生活理念，通过发现价值和努力改善自我收入的自强信念等等，这些公益性与利他性色彩非常浓厚的价值理念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了分享经济的内动力，也使得以分享经济为商业模式的公司几乎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能迅速得到认同和融合。
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
欧盟在一份关于“分享经济”的分析报告里估计，发达国家资源利用率只有60%，发展中国家会更低；尤其是诸如房产、汽车等贵重物件的闲置率更高。欧盟的结论是，世界上有10亿辆汽车，其中有7.4亿属于一个人独自拥有和支配，一间房子里有3000美元的东西是闲置无用的。不过，这些昔日绝大多数时段空置不用或静止不动的资源，借助分享经济就可以物尽其用和各尽所能。
Uber被被称为分享经济的鼻祖。这一仅有5年历史的全球最大出行车辆互联网服务平台目前的经营半径辐射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个城市，司机数量超过100万名，每日实现16万人次的乘坐频率。令人瞠目的是，短短5年世间，Uber的估值就从天使轮约400万美元跃升至如今的约51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Airbnb与Uber在同一年成立。最新资料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经营的切入点是海边的木屋、森林里的树房，因此，相比传统的酒店或宾馆，Airbnb更注重高度个性化的居住体验。虽然手中并没有自有的房产、床铺甚至浴室，但Airbnb却能够提供多达150万间房屋使用，比全球连锁酒店老大希尔顿酒店可供选择的68万间房源多出一倍有余；截至目前，Airbnb已经拥有超过2300万用户，每晚平均有42万住户，多于希尔顿酒店日住户的22%；另外，Airbnb的估值达到了255亿美元，为全球估值第三的创业公司。
除了Uber和Airbnb之外，美国目前具有典型代表的分享经济公司还有从事借贷服务的LendingClub，该公司在其平台上实现了70亿美元的借贷金额，而且还在以每日870万美元的新增借贷额度增长。不过，Uber和Airbnb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更具个性化体验的服务外，还以更强的业务延展性与叠加性独领风骚，在这方面，LendingClub似乎难以企及。比如Airbnb的房东可以分享个人闲置技能或者时间，帮租客做导游，或者做“私房菜”让租客品尝，更或者是将自己私家车租给房客，Uber 的司机可以是兼做城市快递员，或者是电脑维修员等等。二者伸展的空间十分巨大。
与分享经济发源地的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从事分享经济的个体公司规模并不在一个可比的量级平台上，但燎原与蔓延之势却格外迅猛，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模式有以滴滴快的为代表的交通出行服务，以木鸟短租为代表的旅游租赁住房服务，以“在行”为代表的智力资源服务，还有以WiFi万能钥匙为代表的移动资源服务等等。资料显示，滴滴快的在中国专车服务市场的活跃用户覆盖率为82.3%，木鸟短租在全国200个城市有近20万房源，而WiFi万能钥匙全球总用户数达到7亿，月活跃用户达到3.6亿，日均成功连接近30亿次。
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商业模式。虽然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只有约15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0.1%，但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3733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2.6%。另一方面，全球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正以几何级数增长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大分享经济国家分别已有1.2亿、3300万和1400万人口参与分享经济。另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8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分享替代拥有是更为经济的做法，86%的人认为共享经济使生活成本降低，83%的人认为会使生活更便捷提高效率。由此看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分享经济行列。更为重要的是，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4.1%和85.9%，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造成人口的高密度集中，从而为分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交易撮合和达成的机会。
新经济的成长动能
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研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取得最大化市场效果的结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还认为市场参与主体都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与不充分的约束，相应地，价格的发现、交易的生成直至市场的出清都是一个次序而缓慢的过程。显然，分享经济不仅突破了资源稀缺的经典假定，而且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推断，其对经济理论的丰富性贡献不言而喻。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分享经济正在实践中强烈撼动着传统行业的经济结构与根基，并从底层经济关系上瓦解原有的经济秩序和商业逻辑，从而诞生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
分享经济主张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调整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程度利用，这在实践中完全颠覆和改变了以往不断通过新的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另外，分享经济模式下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中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接触，从而打破了时间、空间、信息三维约束，这使得资源配置摆脱的对地域依赖，并充分利用时间差编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其彰显出的就是对传统经济模式改进与提升的力量。
由于分享经济正在向许多行业进行强力渗透与覆盖，其固有延展功能将带动房屋设计师、私家租车、私家导游、自家烹饪等新兴职业的出现，从而将大大拉动社会就业总量，并为公众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彭博社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从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年龄阶段来看，18-24岁的人群约占劳动力总量的37%，25-34岁的人群占到30%，即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在45岁以下；而对比美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分布，45-54岁的劳动人数是最多的，主要劳动年龄阶段集中在35-64岁之间。可见分享型经济不仅促使劳动参与者的年龄组成更为年轻化，而且扩大了劳动就业的年龄范围。
从产业链的视觉观察，分享经济产业链是一个动态的生态圈，每一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生态圈中以供给为核心的主体，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以需求为核心的主体，即每一个人或企业都有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或需求方，这种方式决定了整个交易市场的无限外延能力。据普华永道对分享经济行业与传统租赁经济行业过去两年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研究，传统租赁行业的最高增速只有5%左右，但基于相同交易内容的分享经济模式收入最低增速达到了17%。
与新企业的产生需要资源的充分堆砌这种传统商业路径完全不同，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瞄准的是唤醒和整合存量资源，并通过分享、协作方式进行创业，同时，LBS定位、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充分的技术供应使得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进而极易烘托出活跃斑斓的商业氛围。据投融界大数据显示，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数量在中国已开启逐年攀升的脚步，其中2015年有近2000个投资机构共投资3.2万个项目。
进一步分析发现，分享经济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理念。正如工业经济对应的是工业文明一样，分享经济对应的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经济追求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的最大化，从而带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分享经济追求的对闲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确保了资源的节约与对更多浪费的遏制，并最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改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拼车服务能够减少55%的交通拥堵；一辆充分发挥效用的“分享汽车”大约可替代4-10辆私家车，相当于每位顾客人均减少30%-45%的驾驶公里数。另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分享经济所代表与彰显的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
对于传统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的改造与颠覆是分享经济正向作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在分享经济环境中，人们不再是通过购买所用权的方式而是通过取得使用权的方式进行消费，关注的不再是自己占有多少价值而是能够获得多大的使用价值，同时重视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实际使用价值。这种节约型、绿色化的消费理念和方式反映出的是人类文明的进化与提升。
另外，在传统生活价值体系中，被社会文化认可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拥有多寡比赛的生活方式。而在分享经济时代，这些被传统社会认可的生活价值观遭到颠覆性改变。分享经济正在重塑未来社会生活标准。在分享经济大环境中，汽车、别墅、城堡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可以和别人分享的物品。分享经济时代是与社会分享多寡的比赛，一个人与社会分享得越多，不仅得到的物质财富越多，而且与社会分享的精神财富也越多。这种分享经济将给人带来一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均衡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传统工业经济是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相对立的经济。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物品生产是在特定空间由专业管理者管理完成，社会财富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创造，生活就是一种纯消费的过程。而现代的分享经济，生产与生活没有清晰的边界。分享经济是一种生活就是生产、生产也是生活的经济。在分享经济中，一个家庭把自己闲置汽车、房子租给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别人分享。因此，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与他人分享生活，这是一种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文化交流的生活。不仅如此，分享经济在高度机械化、纪律化、标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分享经济具有了“自由人”的联合意味。分享经济这种“自由人”的联合形式使得个人更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因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而导致的强制劳动和被迫劳动问题也随之缓解。以此推定，分享经济增加了普通人的话语权，增强了劳动者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度与自由度，更符合经济发展提高人的幸福感这一本质目的。
正是捕捉与洞悉到了分享经济巨大的经济价值创造力与所能引发的制度变革红利，全球主要经济体已开始纷纷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如美国准备通过减税方式“让更多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与机会”；英国政府提出了“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的目标，而浏览中国政府全新的“十三五”规划发现，分享经济也赫然位列其中。